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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现实边界和想象空间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现实边界和想象空间

    究竟是一旦打开便贻害无穷的“潘多拉魔盒”,还是应对疫情冲击提振经济的关键“法宝”?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并未随政府工作报告出炉而平息。当下,赤字率和特别国债额度已经落定,发行机制尚不明确。与此同时,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列入年度立法计划,央行职权可能迎来新的调整。这些不确定性给市场以想象空间:财政货币政策将以怎样的形式加强统筹协调?从表面看,财政赤字货币化支持者预期悲观,经济衰退恐成大趋势,良性收支平衡不再,如何解决庞大的财政债务重负,赤字货币化是“未雨绸缪”。反对一方则强调财政有能力,利率有空间,赤字货币化“时辰未到”,况且闸门一旦打开,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失去硬约束,好不容易独立的央行将再度沦为提款机。不过,争辩的意义不在于制造对立,而在于寻求共识,解决难题。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强调,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新鲜事,不能简单地说支持还是反对,也不能简单地把当前的争辩看成是央财互怼,部门之争。特别国债谁买单当前,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焦点在于,1万亿元规模的抗疫特别国债将以何种形式发行。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披露,抗疫特别国债期限以10年期为主,与中央国债统筹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本金由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地方财政偿还7000亿元。不过,具体发行方式并未明确。此次财政赤字货币化讨论的起点就在于特别国债。彼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这次的特别国债,由央行直接零利率购买”。根据刘尚希的观点,此举不但可以避免国债向市场发行产生的挤出效应,让社会资本更多用于实体经济,还可以产生和央行扩大货币供应不同的效果,避免社会融资成本上涨。而在众多反对者眼中,目前宏观政策空间仍存,远没有到需要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时候。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小芬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到大衰退的阶段,财政货币政策都还有空间。而且,不同于欧美市场,国债向来是优质资产,此次发行的1万亿元特别国债,从市场角度看,商业银行等机构有足够的热情,也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完全能够消化。至于融资利率上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宽松配合,通过降准、降息、再货款等手段,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对财政赤字货币化持赞同态度的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也提到,在特别国债发行方面,“和刘尚希院长有不同的意见”。陆挺建议,政府首先试行向市场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由市场机构如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先吸收这部分国债,央行根据市场利率走势来决定是否出手购入一定数量的特别国债。要理解二者的差异,首先需要明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概念。贾康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狭义的定义认为,只有央行直接印钞票的叫赤字货币化,二级市场的操作就不叫赤字货币化。而在广义定义上,央行在二级市场吃进公债,放出基础货币,也可以理解为赤字货币化。”“央行进入一级市场无异于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而且这部分增发货币是没法收回的。但在二级市场进行操作,则属于买卖交易,是可以收回的。”谭小芬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贾康也认为,特别国债的发行首选还是跟市场对接的方式。央行职权会否突破按照刘尚希和陆挺的观点,在实操过程中,隐性赤字货币化长期存在,例如从2015年开始的货币化棚改。陆挺指出,到去年底,央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渠道直接增加了约3.6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这次有关‘赤字货币化’的大辩论,我最担心的后果是教条和所谓的道德禁忌战胜理性,人人不敢捅破那张纸,最后迫使政府加大隐性赤字货币化的力度。”对这一问题,贾康在此前的文章中强调,关键问题不在于财政赤字能不能货币化,而在于安全合理区间内的量度怎么掌握和机制怎么优化。贾康举例称,历史上国家财政曾先后通过允许向人民银行透支或借款的方式来弥补赤字,结果导致借款长期不还,财政没有约束。所以,才有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过,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披露,今年将围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修改出口管制法、反洗钱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贾康表示,央行独立性是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认可的概念,尽管各自理解尚有区别,但至少在修法层面,立刻联系到央行独立性,跳跃还是太大了。“修法是肯定的,讲究动态优化,是要提高法律的合理程度。”全国人大代表、央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认为,“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已经滞后于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当前的人民银行工作实际存在脱节,有必要修改。建议增加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制定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等职责”。而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不宜涉及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内容,“这是一条底线,必须坚守”。贾康则提出,如果以适当方式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两大政策协调的机制与水平就应力求高一些。要掌握好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机制和方案设计,要坚持基本的制度建设取向,服务全局,有约束、讲综合效益。新机制有哪些想象空间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正如央行前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吴晓灵所言,“不是财政赤字不能货币化,而是看两个问题:一是货币化必须以货币政策目标为限才不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财政政策要有效率才不会伤害经济”。实际上,在刘尚希抛出财政赤字货币化之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就已经提出“关于债务货币化的机制问题”。“为了有效应对疫情,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财政金融两大政策体系的协调配合问题,其中关于债务货币化的机制问题,更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了。”李扬在文章中写道,如今,发债已经不可避免,研究的重点应当立刻转移到建立有效债务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方面。从目前的情况看,货币政策的目的和作用是非常宏观地为实体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合适的货币金融条件。财政与金融是内在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总体来说,是国家财政的需要决定了金融的走势。在这个意义上,再回头看最近几年在国际社会上被广泛讨论的“现代货币理论”绝非臆断。而在持续已有一月之久、双方互有往来的交锋之中,某些共识已经渐渐浮现。例如,由财政赤字货币化所衍生的积极财政措施能否做到公正与效率、财政赤字货币化措施能否及时退出等等。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港股03988)前副行长王永利近日提出了16项基本问题,呼吁对赤字货币化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应从理论和政策上认真梳理,明确原则、做好预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要关注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路径。“在常态化时段,这些政策实施的法律基础是否存在,即启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例外条款是否适用;央行是否存在持续购买政府债券、协助财政政策进行融资的权利。在非常时期产生的赤字化债务,政府是否有意愿偿还;是否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或通过债务减记和零利率永续债券使政府免除债务。”在贾康看来,关于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关键需要厘清“三个真问题”:一是货币数量论并不过时,怎样掌握赤字货币化的安全空间量度;二是财政部央行如何协同,使用什么样的机制实现激励兼容;三是用钱的一揽子方案,如何与扩大内需支持高质量发展现实长远现代化目标相衔接。“展开来说,可以讨论的太多了,例如当下的时机,相关货币政策的空间还大不大,是不是可以考虑先用货币政策给予空间,而不是先用赤字货币化等等。不过,从大的取向看,不是谁赞成谁否定的问题,还是前面提到的量度、机制和用法的问题。”贾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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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家建议制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

    专家建议制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

    多位专家13日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数字货币在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同时,立足于保证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应抓紧制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金融市场监管等制度。中心化管理模式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港股03988)原副行长王永利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只能是中心化的,不可能比照“去中心”化的比特币等网络加密币去设计。“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可能采用并行技术路线,坚持央行中心管理模式。”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表示,现有的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法定数字货币应该会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单一技术,也应该会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效率。李礼辉表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可能选择“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公众”的间接发行模式,传承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将有利于保持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有利于稳定市场。另外,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可能采用“账户松耦合”加电子钱包的方式,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金融中介的依赖,并且在央行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可控匿名支付。此外,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有可能只限于替代M0,即流通中的现金,而非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王永利强调,央行直接发行可以替代现金的数字货币,必须有账户支持(电子钱包依然属于账户)。银行存款属于银行的负债,依赖银行的信用,但这不代表存款货币依赖银行的信用。不能把货币与存款等同,并因此划分出“央行货币”与“银行货币”。现金、存款、钱包等都只是货币的表现形态,而非货币本身。货币表现形态变化伴随的是支付结算工具和方式的变化,无论其形态如何变化,货币的本质不能变。央行数字货币是人民币,不是一种新的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李礼辉认为,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应该进一步探讨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包括替代范围选择、可控匿名尺度、脱网运行技术等。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行情601788,诊股)(港股06178)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的关键问题为是否支付利息。“按照近期央行的说法,央行数字货币强调电子支付和替代现金,而现金是没有利息的。国际上其他央行也在研究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利息的问题。”彭文生认为,无论是私人的数字货币,如Facebook的Libra等,还是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都会对现有金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会涉及超越金融的公共政策。此外,李礼辉强调,应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立足于保证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抓紧制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金融市场监管等制度。应该抓紧研发数字金融技术国家标准,建立专业化的数字金融技术应用审核和验证体系。有必要建立数字金融创新沙盘试验制度,积极探索数字金融业务监管的新模式、新规范,适当放宽数字金融市场准入。此外,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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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永利:央行数字货币落地运行的挑战

    王永利:央行数字货币落地运行的挑战

    一边是类似Libra等稳定币或加密数字货币的升温与“挑衅”,一边是不甘法定货币体系被颠覆的央行曾经或正在对“数字货币”摩拳擦掌……现在,正规军要“出手”了——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但目前央行数字货币尚未披露完整白皮书,很多实际问题尚不清晰。如果从“数字货币兑换机制”、“数字货币的保存和使用”、“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协调运行”等具体细节去剖析,可能会发现央行数字货币的落地运行仍有很大挑战。呼之欲出,还是为时尚早?这是个现实问题。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似乎Libra白皮书的发布加速了央行数字货币的进程。2019年6月18日,脸书(Face-book)召开其加密数字货币Libra发布会,声称要推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无国界货币”,在全球,特别是中国引发高度关注。7月9日,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透露,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目前央行正在组织市场机构从事相应工作,将尽快推出央行数字货币。8月10日,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表示:“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DC:DigitalCurren-cy,数字货币;EP:ElectronicPayment,电子支付)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从去年开始,数字货币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就已经是996(每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每周6天工作制)了,做相关系统开发,央行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紧随其后,央行范一飞副行长也以文字方式对央行数字货币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解释。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率先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委内瑞拉2018年号称推出全球第一个法定数字货币——“石油币”,但根本没有形成实际影响),这在全社会,甚至是国际社会都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央行数字货币的基本模式是怎样的?央行官员披露的信息主要包括: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央行数字货币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通过双层运营设计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到单一机构(央行),避免对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并影响银行贷款投放能力。为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另外,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避免社会公众直接在央行数字货币平台上注册可能引发的“存款搬家”,不会对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存款货币形成竞争。由于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这样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央行不预设技术路线,并不一定是区块链,任何技术路线都是可以的。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DC/EP的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被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就最终会跑赢比赛。也就是说,在央行这一层是技术中立的,无论是区块链还是集中账户体系,是电子支付还是所谓的移动货币,采取任何一种技术路线,央行都可以适应。当然,功能上要符合央行的门槛,比如因为是针对零售,至少要满足高并发需求,至少达到30万笔/秒。至此,市场会问:为何要尽快推出央行数字货币?2016年1月20日,央行在其网站上发布一则公告称:“争取早日推出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而早在2014年,在比特币、以太币等运用区块链技术推出的网络加密数字货币开始升温,不少人认为这种网络加密数字货币将颠覆传统的法定货币体系,对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带来巨大冲击,于是一些国家的央行,甚至IMF都声称要研发自己的数字货币,以确保自己的货币权威。中国央行也为此成立数字货币研究团队开展工作。但在比特币等网络加密数字货币实际运行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发现,由于没有可受法律保护的社会财富的对应,完全属于网络虚拟资产,其价格非常容易大起大落,甚至不少都像空气一样烟飞云灭,根本无法充当货币使用,不可能颠覆或取代法定货币,中央银行也不可能模仿比特币一类去中心化的网络加密货币去设计和运行央行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因此,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设计一度陷入沉寂,有的国家甚至宣布停止相关研究计划。于是一些网络和金融机构开始推出以法定货币作为储备支撑的“稳定币”,包括只与单一法币1:1挂钩的稳定币,以及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其中,只与单一法币挂钩的稳定币,如USDT、GUSD,以及摩根大通银行计划推出的JPMCoin等,尽管可能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形成加密货币,但其作为挂钩货币的“代币”特征非常明显,根本难以取代所挂钩的法定货币,难以在货币属性上实现重大突破,并增强社会吸引力和市场炒作力。于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运营商脸书牵头,联合其他27家大型电商和支付公司等,在今年6月18日发布了其准备推出的以多个主要国家法定货币作为储备支撑的区块链数字货币Li-bra白皮书,声称Libra将“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服务于数十人的金融基础设施”。白皮书一经发布,立即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不少人认为,依托Facebook及其上百家作为初创成员的大型公司约30亿人庞大的用户基础,Libra将成为影响巨大而深远的超主权世界货币。考虑到Libra挂钩的篮子货币中可能没有人民币,这更使很多中国人深感焦虑,认为这将进一步增强美元的国际影响力,抑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必须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速度,抢占数字货币的领先地位。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明显加快了数字货币工作节奏和披露程度,特别是考虑到Libra的组织架构和央行DC/EP所采取的组织架构实际上是一样的,更加增强了央行尽快推出数字货币的信心和紧迫感。落地运行之挑战不过,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央行数字货币的落地运行仍有很大挑战。尽管央行官员宣布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但实际上并没有发布有关运行方案完整的白皮书,很多技术细节并未清晰披露。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央行数字货币要落地运行仍面临很多挑战,至少涉及三大问题需要明确:其一,如何兑换央行数字货币按照目前披露的说法,央行数字货币注重M0(现金)替代,而不是M1、M2(其中的存款)的替代;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是说,央行数字货币只是人民币现金的数字化,因此,叫做“央行数字现金”应该更为恰当。相应的,社会成员应该是只能将人民币现金交给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兑换成人民币数字货币。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也只能用人民币现金1:1跟央行兑换人民币数字货币。这样,央行就将人民币现金置换成人民币数字货币,形成数字货币对M0的替代。这其中,应该不能用银行存款兑换数字货币,以避免对M1、M2(中存款)的替代。这就意味着,央行推出数字货币后,中国将维持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并存的货币体系。但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央行数字货币的规模如何控制?如果数字货币运行效率和成本确实优于电子货币(银行存款),人们愿意更多地持有数字货币,但其现金不够怎么办?是否允许其将银行存款转换成数字货币?如果允许人们用银行存款兑换数字货币,那就会出现对M1、M2中存款的替代。但如果不允许,严格限定只能用现金兑换数字货币,考虑到流通中现金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电子货币所取代(货币数字化),其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已经相当低,且仍在持续降低,而且即使央行推出数字货币,流通中现金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取消,那么在现有的电子货币体系之外,再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弄一套新的数字货币体系,急于推出和运行仅仅替代现金的数字货币究竟有多大意义?其二,数字货币如何保存和使用数字货币的货币单位是固定的(如人民币元),不再有物理载体(如钞票)与载体编号,也不再有不同的面值区分,数字货币表现的就是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无限大,也可以到小数点后若干位),需要以账户记录的形式存在。2018年国际清算银行(BIS)首先提出:货币有两种基本范式,即“账户范式”与“密码(Token)范式”。所谓“账户范式”,就是指货币所有者存放在支付清算机构的存款账户里的货币,如电子货币;“密码范式”则是货币所有者以自己的私钥密码(Token)为支配权,货币由分布式账簿体系进行记录和相互验证通过后才能支付使用的货币,如加密货币。这种说法似乎有利于区分电子货币与加密货币,近来也不断被中国的权威人士所引用,但这种划分却并不准确。实际上,货币从其表现形态看,只有“现金”与“非现金”之分,相应的,货币的收付清算方式则主要包括“现金清算”与“记账清算”两大类,而非现金货币都只能建立在账户基础上。现金清算是由交易双方直接以现金收付进行清算(买方付,卖方收)的方式。由于现金本身是社会通用的,并不实施所有者的标记,所以是匿名的,谁持有基本上就归谁支配;交易双方也无需相互认知,只需要对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品质和价格相互认可就行,双方直接交换、钱货两清、互不相欠。但为防止货币出现假冒,收款方往往需要进行货币检验。记账清算则是由交易双方开立有存款账户的清算机构通过减记付款方账户余额,增记收款方账户余额进行货币(资金)清算的方式。记账清算的进行,首先需要收付款双方都要在清算机构开立存款(备付金)账户(清算机构之间要办理收付清算同样需要相互开立存款账户,或者共同在中心化清算机构开立存款账户,建立账户连接关系),并要获得存款账户证明或支配使用的加密工具,账户内需要保持足够对外支付的存款余额,或者在清算机构允许的透支额度之内;其次,收付款双方与清算机构之间需要有收付款信息传送体系;再次,为避免出现差错,保护各方利益,记账清算一般只能由付款方发起,通知其清算机构扣减其存款,转记到收款方存款账户。同时,每次支付清算往往都需要对存款账户、收付信息等涉及的户名、存款凭证或密码、账户余额等进行核对验证。为此,需要建立一整套明确的运行规则并严格执行。在记账清算方式下,存款账户是核心与根本,信息传送与验证体系是支撑和条件。存款账户的本质不会改变,但账户的表现形式以及信息传送与验证的方式则会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改进,从而不断提高货币(资金)清算效率、降低清算成本、严密各类风险监控。当然,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与运行环境中,支付清算的安全性、风险监管的严密性也会与清算的效率和成本产生一定的矛盾,需要有效评估与合理取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记账清算不断增强,大大减少了货币印制、押送、收兑、验钞、保管、回笼、销毁等全流程的成本,不断提高货币收付清算效率,强化反洗钱、反恐怖输送、反偷税和贿赂等,同时,也有利于将社会闲置的货币更多地集中到银行,并通过银行贷款等配置到社会需要的地方,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所以,记账清算越来越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清算方式。相应的,推动货币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现金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其中,存款账户的设立与管理,可以区分为交由清算机构集中进行的“中心式”模式与交由清算平台上所有参与者,或者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参与者同时管理的“分布式”模式。也就是说,所有非现金货币,都只能以存款账户的方式存在,即只能是“账户范式”,而不存在非账户范式。即使是在分布式账户体系下,密码直接与户名重叠,不再有账户实名制,也只是账户的表现形式与处理方式的变化,账户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分布式记账并不会颠覆复式记账法,因为对每一笔交易,每个节点的记录依然必须同步减少付款方的账户余额,增加收款方的账户余额,即依然是复式记账法,只是将一笔交易的记录同时记录在多套互为备份的账户体系上而已。由此,央行数字货币的持有者也必须开立存款账户,其使用也需要有配套的信息传送与处理体系。那么,数字货币如何开户和具体使用?在采取双层运营体系下,取得数字货币的个人或单位依然只能在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开立存款账户,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在央行开立存款账户。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目前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清算机构的系统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基本独立的。要运行数字货币,央行已经研究和开发了很长时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套新的运行系统,那么,商业银行和其他运营机构是否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运行系统并与央行系统连接,抑或是现有的电子货币运行系统即可用于数字货币的运行?抑或是商业银行和其他运营机构同样可以在央行数字货币运行平台上开立账户,统一在央行平台上运行?同时,个人或单位在实际使用数字货币时,同样需要数字货币的具体信息载体(如手机二维码与扫码器、脸谱扫描与识别等),那么,数字货币是需要开发新的信息载体,还是可以使用银行卡或像支付宝、微信支付一样使用手机或人脸识别等信息载体?如果运行系统和信息载体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专门开发一套新的数字货币体系,与现行的电子货币体系到底有多大改进?其投入产出效益的优越性到底表现在何处?央行官员的解释是:目前的电子货币,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比如银行卡和互联网移动支付,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又不能完全满足,所以无法完全替代M0。而央行数字货币是“账户松耦合”,即可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央行数字货币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可以实现可控匿名。这里很多细节并不清晰,其中将匿名支付的需求作为一个重要理由本身就值得商榷:实际上,货币与支付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不断增强资金收付的合规监控,而不是保护匿名账户与支付。当然,不保护匿名账户与支付,并不等于不保护公众的信息安全,公众的身份及支付信息,未经法律许可,任何单位不可对外披露和非法使用。另外,如果数字货币仅替代现金而不能替代存款,其国际化的空间非常有限,即使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也并不一定比采用记账清算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其三,数字货币如何与电子货币协调运行按照央行关于数字货币的解释,主要是对M0的替代,意在减少现金的印制与流通,是不予计付利息的,也不能用于发放贷款,需要单独管理。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总量95%以上的货币,依然是银行存款,依然保持现行的电子货币模式,即在央行推出数字货币之后,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将同时并行。那么,数字货币运行体系与电子货币运行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必须尽快推出央行数字货币?仅仅替代现金,而不是替代所有货币的数字货币,其实际作用和价值到底有多大,投入产出的优势在哪里?现行的电子货币体系是否稍作改进就可以发挥类似作用?两套货币体系如何协调管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央行数字货币如何控制使用范围与总量规模,才能不对存款形成冲击,又能充分发挥作用?实际上,如果央行数字货币严格控制在M0范围内,也就不会对银行与支付机构的存款及支付业务产生多少冲击,这种情况下,再强调双层运营体系似乎没有任何必要,完全可以考虑实施央行一层运营体系,允许社会主体直接在央行数字货币平台上注册和办理收付。总之,货币体系的变革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仔细加以论证与比较分析,不能因为社会上出现了加密数字币或数字稳定币,就急于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实际上,不同数字货币之间同样存在竞争,其国际影响力最根本的是其本身的应用范围与实际功效(就像各国主权货币一样,能否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并不是谁率先推出数字货币,谁就一定能引领数字货币发展路径与标准,就一定能抢夺数字货币的国际主控权。考虑到比特币一类的网络加密货币已经被证明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与单一法定货币1:1挂钩的“稳定币”也只能是代币,不可能颠覆和取代法定货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Libra本身就存在诸多难题难以解决,能否推出来并有效运行更是充满不确定性;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同样存在“去中心、安全性、高性能”难以兼得的“三角难题”等,对数字货币既要高度重视积极研究,又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性。综上,央行数字货币仍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仍有很大挑战需要面对,认为其“呼之欲出”可能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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