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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起教育科技上市获雷军王强力挺 注重研发筑牢壁垒

    一起教育科技上市获雷军王强力挺 注重研发筑牢壁垒

        本报记者许洁    12月4日,一起教育科技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YQ”,发行定价为10.5美元每ADS,首日股价报收于10.57美元,市值近20亿美元。美东时间12月7日收盘,公司股价为12.11美元,市值22.75亿美元。    更新后的招股书显示,一起教育科技此次基础发行规模为2740万股ADS,绿鞋规模为411万股ADS。假设绿鞋执行,募资额达3.3亿美元。    上市前,一起教育科技累计完成了7轮融资,投资方包括真格基金、顺为资本、老虎基金、HCapital、淡马锡、DST、中信产业基金等知名机构。上市当晚,雷军、王强、徐小平也纷纷现身支持。    雷军旗下的顺为资本是一起教育科技最大的机构股东。雷军表示,投资一起教育科技不仅仅是投资一家创业公司,而是投资一个让中国教育变得越来越好的梦想。    王强也是一起教育科技的早期投资人之一,他称:“只要一起教育科技坚守创业的初心,恪守专注教育本质与孩子真正成长的价值观,不断探索和延伸科技与教育互相助力的边界,一起教育科技的未来大有可为。”    成立9年做对了三件事    来自沙利文(Frost&Sullivan)的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一起作业(一起教育科技旗下品牌)的平均MAU(月活跃用户)为中小学在线作业领域第一,规模大于其后四家企业的总和,优势地位明显。此外,在网校业务领域,一起教育科技也已跻身行业前五之列。    一起教育科技创始人兼CEO刘畅表示:“我们已经服务了全国5430万学生、90万老师、4520万家长,很多当时的梦想已经或者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经过9年的成长,一起教育科技链接了老师、学生、家长三方,帮助教育提效减负,不但为一线教师提供海量内容和智能服务,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可以说一起教育科技已经建立起了很强的品牌认知和竞争壁垒。    回顾一起教育科技的发展历程,刘畅称他和团队做的第一件事,是让城市和农村在一起,推动教育公平。让刘畅印象深刻的是,三年前山东省肥城市王瓜店镇中心小学校长张益强曾握着他的手说:“太谢谢你们了!我们乡镇学校的老师都去了城里,我们只能用你们的产品把教育资源再请回到农村。”    第二件事,是要让教育和科技紧密结合在一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让学校的老师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布置个性化作业。辅导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薄弱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为孩子在所有学习场景下减负增效。    第三件事,就是让知识和能力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刘畅称:“我们现在为老师和学生提供的内容,表面是配合考试标准提分,其实背后融合了大量能力提升的维度,比如绘本、电影片段。能力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养成了学习习惯。”    “上市只是让我们有了再一次继续服务好用户和客户的机会,继续按照初心做好教育,我们的这场战斗只是刚开始。”刘畅如此表示。    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费用    招股书显示,一起教育科技2019年全年净收入为4.06亿元,同比增长30.75%。2020年前三季度,一起教育科技净收入8.08亿元,同比增长277.48%。    2020年10月份的收入为1.32亿元,主要来自在线K-12辅导服务,从2020年10月1日到2020年11月26日,在线K-12课后补习课程的付费课程注册人数达到77.3万,而2019年同期为28.6万。    一起教育科技的研发费用始终保持高增长。其2019年研发费用4.91亿元,同比增长23%,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研发投入达到4.23亿元,同比增长17%,占收入比为52%。    相比其他已上市的在线教育企业,这样的研发投入可以说是大手笔。    作为一家将学校老师和学生作为服务对象的企业,技术和研发对于产品体验,以及是否能够真正帮助服务群体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至关重要,这也许是一起教育科技持续投入大量研发经费的重要原因。    有业内人士指出:“2020年在线教育风起云涌。一方面在线教育的红利期到来;另一方面已上市的企业股价表现不俗,当下或许正是在线教育机构上市的最佳时机。”    根据招股书显示,一起教育科技此次募资所得净额将主要用于课外在线教育服务的改善、智能课堂教育解决方案的产品增强、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销售及市场营销活动,以及用于营运资金及一般企业用途。一起教育科技上市后,将在资本、技术、市场的合力下,推动“互联网+教育”行业整体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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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甩卖”自动驾驶业务 Uber重回老本行

    “甩卖”自动驾驶业务 Uber重回老本行

    北京商报讯(记者陶凤常蕾)疫情重压之下,Uber不得不放弃烧钱的自动驾驶业务。周一美股盘后,Uber和Aurora发布的联合声明称,Uber将旗下自动驾驶子公司AdvancedTechnologiesGroup(以下简称“ATG”)出售给AuroraInnovation公司,作价4亿美元现金和Aurora公司26%的股权。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Uber持有ATG86.2%的股份,其他投资者合计持有13.8%的股份。据悉,这项交易将在明年一季度完成。ATG是Uber旗下的自动驾驶子公司,成立于2015年,团队规模在1000人左右。在获得丰田、软银领投的10亿美元后,ATG估值曾达到72.5亿美元。而此次交易对ATG的估值仅为40亿美元,缩水近一半,Uber这笔生意似乎并不划算。北京商报记者联系Uber进行采访,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实际上,一个月前,UberCEO达拉·科斯罗萨西就曾表示,Uber正在自动驾驶方面寻求与其他技术提供厂商合作。尽管ATG曾颇受资本大佬青睐,但时至今日,ATG已经成为了Uber的拖累。作为Uber烧钱最多的部门,2019年,ATG亏损达30.3亿美元。在Uber看来,ATG的发展仿佛陷入了“诅咒”:先是在2017年被从谷歌拆分出的自动驾驶公司Waymo起诉窃取商业秘密,作为和解,Uber庭外向Waymo赔付了2.45亿美元股票;同一年,Uber一辆用于自动驾驶测试的车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发生车祸,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公司也因此暂停了自动驾驶汽车路测项目。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面对更大规模的亏损,Uber也不得不进行“瘦身”。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自动驾驶业务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根据Uber发布的2020年三季度财报显示,Uber三季度收入为31.3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总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18%,亏损达到10.9亿美元。其中,ATG部门三季度实际营收仅为2500万美元,前三季度累计亏损3.03亿美元,且公司今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已经高达4.57亿美元。今年5月,Uber首席执行官霍斯劳沙希发布了邮件,表示公司决定关闭45个办事处,同时裁员约3000人。两周后,Uber再度表示裁员约3700人,计划节省逾10亿美元的固定成本。据一季度末的一份监管文件显示,Uber当时共有28600名员工,这意味着当初的一个月内,Uber已经裁员了约总人数的1/4。而ATG也并非今年Uber为了缩减开支出售的第一个项目。在过去11个月里,Uber先后出售了共享微行部门Jump,以及物流部门UberFreight的股份。反之,作为亚马逊、现代等投资的乘用车自动驾驶初创公司,交易完成后,Aurora公司估值将达到100亿美元,Uber系对Aurora公司的持股将上升到40%。达拉·科斯罗萨西以及另一位来自Uber的人士将加入Aurora的董事会。达拉·科斯罗萨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笔交易将加速Uber在2021年底前实现盈利的步伐。一直以来,Uber都在为旗下极其烧钱的自动驾驶业务寻求各种选择,包括更多的外部投资。在疫情发生后,Uber管理层决定将公司重心放在打车和外卖配送等业务上。Uber回归老本行与疫情不无关系。实际上,与去年同期相比,2020年三季度Uber亏损有所收窄,而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外卖业务。数据显示,Uber的外卖业务营收为1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显然,Uber很大程度上是靠外卖业务稍微改善盈利状况。此外,其核心网约车业务营收13.65亿美元,同比下降53%。核心网约车业务没有发挥提效作用,与“司机归类”再起风波有关:8月,Uber网约车业务在加州被叫停,9月,Uber还被撤销了伦敦运营执照。尽管回归了老本行,业内依旧认为,Uber并未完全放弃自动驾驶,而是将赌注转压在Aurora身上,从Uber并未完全收取现金,而是置换Aurora公司26%的股权就可一窥端倪。与此同时,Uber的老对手Waymo在Uber流年不利的这段时间已经以1750亿美元的估值登顶全球独角兽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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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政委: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性研究

    鲁政委: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性研究

    作者:钱立华方琦鲁政委(鲁政委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兴业银行(行情601166,诊股)首席经济学家)全文转载自《西南金融》2020年第12期摘要: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放缓,世界各国都开始引入经济刺激措施。为了避免世界从一场危机(新冠疫情)步入另一场危机(气候变化),国内外关于“绿色刺激”和“绿色复苏”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实践中,已有众多国家和地区接受了该建议,并提出了相应的绿色刺激方案。我国提出的“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中同样包含着大量的绿色元素。本文总结了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刺激方案后发现,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绿色化”和“数字化”列为其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两大主要方向,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相互促进: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另一方面,绿色经济也可以帮助数字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的刺激政策中同时包含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若能发挥协同效应,将能够最大化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关键词:绿色经济;绿色金融;绿色复苏;刺激政策;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引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造成全球经济活动迅速减少,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甚至超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6月作出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预计为-4.9%(IMF,2020),比其2020年4月作出的预测还要再低1.9个百分点,因为新冠疫情对202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要比预期的更为严重,经济复苏也比此前的预测更为缓慢。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放缓,世界各国都开始引入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如果能够在这些刺激措施中考虑到环境因素,采用更多的“绿色”刺激政策,或许将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因此,国内外关于“绿色刺激”和“绿色复苏”的呼声越来越高。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通常具有长期性,而在全球已经达成共识的是,绿色发展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早已成为全球共同的愿景,而当前全球气候环境问题依旧紧迫。因此,考虑到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绿色”刺激似乎是当前时点的必然选择。仔细观察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对新冠疫情的经济刺激方案,可以发现各方都不约而同地将“绿色化”和“数字化”列为了政策的两大着力方向。绿色化发展,代表着人类社会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数字化发展,代表着当前全球正在开启的新一轮技术革新。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相互促进,刺激政策中同时包含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若能发挥协同相应,将能够最大化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一、疫情后经济复苏中的“绿色”刺激(一)为什么要进行“绿色”刺激首先,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而绿色发展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刺激方案往往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在未来几十年内具有碳锁定效应,因为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其运行机制、能源利用效率、污染排放情况等均将在接下来几十年的运行过程中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当下的经济刺激方案绿色与否,会对未来几十年的气候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而当前全球气候问题依旧紧迫,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仍在继续攀升,气候变化速度远高于预期,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全球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比以往更加严峻。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19年11月发布的年度《排放差距报告》,过去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增长1.5%,如果将森林砍伐等因土地用途改变而增加的碳排放量包含在内,2018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达到55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新高。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声明,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1℃。而IPCC曾警告说,一旦升温突破1.5℃的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如果进一步从1.5℃发展到2℃,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可能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这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巨大的风险。因此,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采取绿色刺激措施是避免世界从一场危机(新冠疫情)进入另一场危机(气候变暖)的必然选择。其次,绿色刺激可以有效避免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棕色”反弹。“棕色经济”与“绿色经济”相对,通常代表那些高碳、高污染的经济活动。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增加了“棕色经济”卷土重来的风险,因为往往在这种经济大幅下滑之后,经济的短期快速回升将成为首要目标任务,从而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这将导致随后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愈加困难,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治理愈加困难,全社会防范和管理环境风险的能力愈加不足(李志青,2020)。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经济危机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往往会发生大幅反弹,这种现象正是经济极速下滑后“棕色经济”卷土重来风险提升的最好证明。通常在经济危机时,由于经济活动的迅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会发生显著下降,但危机之后可能会带来一轮“报复性污染”,全球工厂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以补偿前期受到的损失,碳排放会大幅反弹。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下降了1.4%,但在经济逐步复苏后,2010年排放量迅速反弹,同比增幅达到5.1%,是198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因此,在疫情之后的这个特殊时期,强调绿色刺激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化解经济下滑造成的短期困难,杜绝“棕色经济”卷土重来的风险。再有,绿色刺激不仅会带来环境效益,也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绿色刺激通过支持大量的绿色经济活动,将对整体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有较大的带动作用。特别是绿色刺激涉及到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活动本身将带动其所处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增加国民产值,拉动经济增长;二是基础设施建成后带来的其他经济活动的增加而产生的拉动作用。以典型的绿色基础设施——轨道交通建设为例,轨道交通建设活动本身对经济的带动主要体现在轨道交通建设行业本身及其直接和间接消耗品的生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活动将直接对增加就业、带动水泥、钢铁等产业发展产生积极效用。而轨道交通设施建成后对其他经济活动的带动则主要体现在高铁等轨道交通通车后,因通行能力的增加和改善,带来运输成本降低、节约运输时间、提高交通安全等,使其直接使用者获得经济效益,同时高铁等轨道交通建成后对于活跃沿线经济活动、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收入促进消费等都具有显著作用。牛津大学史密斯学院联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Stiglitz和NicholasStern近日共同发布了一份新研究报告(Hepburnetal,2020),对各国财政部、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的231位资深官员和专家进行了访谈,分析了25类、700多项救助和经济刺激政策对拉动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刺激措施相比,诸如促进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提升之类的绿色项目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更高的短期回报和长期成本节约。绿色刺激政策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零排放目标,并且能带来更多的协同效益。有学者对政府在能源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的场景进行分析后显示:如果在可再生技术和化石燃料领域都投资1000万美元,则前者比后者多创造48个就业岗位(Garrett-Peltier,2017)。根据麦肯锡的估算:在一个欧洲国家部署750亿~1500亿欧元的绿色刺激计划,能够产生1800亿~3500亿欧元的总附加值,创造300万新的就业岗位(其中许多岗位位于如今相当脆弱的行业和群体中),并有助于碳排放量到2030年减少15%~30%,这意味着,投资于低碳并不需要在经济发展上作出妥协(Engeletal,2020)。最后,绿色刺激是我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自然选择。一方面,绿色发展是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经济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美丽”写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提出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习总书记将生态文明定位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进一步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暴发更加凸显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因为绿色发展正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疫情的根本之道。在历史上,不乏人类通过医学和科技创造大量抗体和疫苗成功战胜某些病毒的案例,但每一次突发性新型病毒传染病疫情的暴发,都意味着人类与病毒的战斗又要从零开始,因为面对“未知”,我们无法提前通过疫苗研发进行预防,只有在新型病毒疫情“已经”暴发之后,才能展开疫苗研究,通常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在此之前,人类只能被动地忍受病毒的侵袭。因此,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的暴发。医学专家们已经确认,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都来自于野生动物。此外,气候变化也是影响新发传染病暴发和传播的重要因素。而无论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均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康,才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传染病疫情暴发的根本之道。(二)绿色刺激的具体措施关于如何实施“绿色”刺激的具体措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1.更多地支持“绿色经济”活动,同时有条件地救助“棕色经济”活动。“绿色”刺激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增加绿色项目投资,支持绿色经济活动。我国绿金委主任马骏指出,各国的新刺激计划中的投资项目应该尽可能包括更多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即绿色低碳项目所占的比重应该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的刺激计划。关于绿色经济活动的划分,我国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绿色标准。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是我国目前关于界定绿色产业和项目最全面最详细的指引,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以及绿色服务六大领域。而具体到针对绿色刺激政策的重点支持领域,可以主要聚焦于气候智能型基础设施,包括可再生能源、电网现代化、公共交通、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等;建筑能效的提升和改造,包括隔热升级、供暖、能源储存系统等;开发和采用气候智能型技术,包括电池、氢能、碳捕获技术等;自然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韧性和恢复力,包括修复富碳栖息地和对气候友好的农业等;支持绿色消费等。与此同时,刺激政策中也难免会涉及到不属于绿色产业范畴的领域,即使这些项目不能被贴标为绿色项目,也应该保证这些“非绿”(即“棕色经济”)项目符合环境标准,即它们不破坏环境和加剧排放。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非绿行业或企业的救助应该附加相应的环境相关条件,例如要求公司承诺一定的减排目标等。2.进行正确的碳定价。绿色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将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是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即生产者或个人等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却不需要为此承担成本。在过去,通常是由政府来承担环境修复的责任,但这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能够将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则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相关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通过征收环保税等方式将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进程正在不断推进,环境污染责任划分不断明晰,污染者付费制度不断健全。但是,在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领域,全球范围内尚需在进行正确的碳定价方面做出努力。碳排放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不如污染物排放来的直接,但是从长期来看,其带来的气候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如果不能给碳排放进行正确的定价,将会使市场无法应对碳排放造成的危害,市场参与者也没有动力寻求低碳发展转型。尽管全球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是目前仅覆盖了全球约9%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且大部分市场的碳价格都偏低。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的碳价还遭遇了大幅下跌。2020年3月,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盟碳排放权市场的碳配额价格从23~25欧元/吨的水平在两周内迅速下降超过30%,最低降到了15.24欧元/吨。随着疫情好转,碳价也逐步回升,然而从目前整体的碳价水平来看,依然无法支持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如果此次疫情推迟全球气候行动,那么在该碳价水平下,碳交易市场更是难以发挥较大作用。加拿大银行于2020年5月19日发表的《气候情景分析》中指出:如果将气候行动推迟到2030年,到2050年碳价格需要超过600美元才能将升温控制在2℃以内,而目前的碳价还远不及该水平。3.让融资绿色化。要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巨大的资金支持,而政府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亟需动员更多的私人资金流向绿色领域。得益于各方的呼吁和绿色发展意识的觉醒,近些年来,国内外绿色金融已进入主流化发展阶段,金融市场中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开展绿色金融业务,自发为推动绿色发展和转型提供资金。在我国,自2016年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中国绿色金融制度的顶层架构以来,我国绿色金融各项制度不断完善。首先是绿色信贷制度日趋完备。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以《绿色信贷指引》为核心、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和绿色信贷评价制度为基石的较为完整的绿色信贷政策框架体系,同时绿色信贷统计制度正逐步升级为绿色融资统计制度。其次是绿色直接融资市场制度快速发展。在绿色债券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绿色公司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以及绿色认证、信息披露、存续期管理等在内的相对完善的绿色债券政策体系。在绿色投资方面,2018年11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正式发布了《绿色投资指引(试行)》,在我国责任投资刚刚起步的阶段,为投资者进行责任投资提供了导向性指引。三是气候投融资相关机制出台。2019年,生态环境部牵头,会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改委、财政部等,成立了气候投融资委员会,为气候投融资领域信息交流、产融对接和国际合作搭建了良好平台。2019年10月,首届气候投融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预计未来气候投融资相关的政策和标准也将逐步推出。同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建设加快。在此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色信贷方面,截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10.6万亿元,占21家银行各项贷款比重达9.6%;绿色债券方面,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发行国,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10340.4亿元1。此外,绿色基金设立数量也在近两年迅速增加。尽管如此,与实现绿色转型巨大的资金需求相比,目前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并且当前的绿色金融市场仍由银行主导,绿色信贷规模占绿色金融市场整体规模的比例超过90%,资本市场的参与尚不足,因此,“绿色”刺激的实施还需进一步强化金融领域的绿色激励机制,以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领域的绿色金融发展。(三)各国的绿色刺激实践1.欧盟的绿色刺激。2020年5月27日,欧盟委员会宣布了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欧盟下一代”复苏计划和2021~2027年1.1万亿欧元的强化版中期预算提案,用于帮助整个欧盟地区实现经济复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该复苏计划和更新的预算提案都将聚焦于绿色发展和数字转型,欧盟于2019年12月发布的《欧洲绿色协议》将是欧盟推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而在2020年初,欧盟已经发布了一项《欧洲可持续投资计划》作为《欧洲绿色协议》的投资支柱,该计划提出通过欧盟预算和相关工具在未来10年动员至少1万亿欧元的私人和公共资本进行可持续投资,其中25%的资金将用于气候友好型领域。欧盟官员表示,在更新的预算提案和复苏计划中,仍然会保持这一比例,同时还将以欧盟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为指导,遵循对六大环境目标“无重大损害”的原则,其中,六大环境目标分别为: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海洋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循环经济、废弃物防治和回收、污染防控、保护健康的生态系统。欧洲的绿色复苏计划包括了建筑翻新、可再生能源和氢能源,以及清洁交通等领域。建筑翻新方面,通过复苏计划,欧盟委员会计划启动一项“欧洲翻修融资机制”,结合其他资金来源每年可提供3500亿欧元。公共部门建筑翻新是最优先项目,特别是医院和学校,其次是政府廉租房和其他形式的低收入住房。针对私人住宅和建筑,该计划将开发一个有吸引力的大众市场融资产品,可提供高达500亿欧元的绿色抵押贷款支持。可再生能源方面,绿色复苏计划提出了在两年内对投资额为250亿欧元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进行招标,并将设立100亿欧元基金,由欧洲投资银行管理,为清洁电力基础设施提供贷款。在氢能源方面,欧盟计划将清洁氢能源研究和创新资金增加一倍至13亿欧元,在未来10年内,再增加100亿欧元融资,以降低氢能等大型复杂项目的投资风险。而作为《欧洲绿色协议》的一部分,欧盟于2020年7月8日发布了《能源系统整合和氢能源战略》,部分专家指出该战略或将成为欧盟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柱。在电池方面,欧洲电池联盟近期提出了一项价值2100亿欧元的加速计划,到2022年将在欧洲电池生态系统中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此前在2018年,欧洲电池联盟提出了一份《欧洲电池战略行动计划》,包含了电池原材料、供应链、投资、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回收、监管政策等内容,提出支持欧洲规模化的、全价值链电池制造,通过加强对先进电池技术(如锂离子电池)和颠覆性电池技术(如固态电池)的研究和创新来增强欧洲的行业领导地位。《欧洲绿色协议》明确表示将继续支持该计划,同时还会在2020年提出立法要求,旨在建立安全、可循环和可持续的电池价值链,全面覆盖各类电池,其中包括为日益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供应的电池。绿色交通方面,复苏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全欧盟清洁汽车采购机制,按照欧盟标准减少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具体采购金额分配包括未来两年设立200亿欧元清洁汽车投资基金;投放400亿欧元至600亿欧元用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标是到2025年建成200万个公共充电桩;铁路投资资金达400亿欧元,专注于将乘客和货运与铁路对接的关键枢纽建设,同时将夜行列车服务带回欧洲。2.德国的绿色刺激。2020年6月3日,德国政府通过了规模达1300亿欧元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2020-2021年),包括降税、5G建设、行业扶持、居民补贴等措施。其中500亿欧元被命名为“未来方案”(futurepackage),聚焦于“气候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将用于推动电动汽车、量子计划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其中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项举措包括电动交通、氢能、铁路交通和建筑等领域。如德国将把每辆电动汽车的补贴增加一倍至6000欧元,对插电式和混合动力车的补贴总计达22亿欧元,有效期到2021年12月;投资25亿欧元用于充电设施和电动交通、电动电池的研发;车辆税将更关注乘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以扶持低排放和零排放车辆;同时还将为汽车行业注入20亿欧元,将工厂升级为电动汽车产线。2020年6月10日,德国政府通过国家氢能源战略,旨在支持“绿色氢能”扩大市场,为支持这一战略,德国政府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投入70亿欧元用于氢能源市场推广,另外20亿欧元用于相关国际合作。3.法国的绿色刺激。2020年9月,法国宣布了一项1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从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破坏中恢复经济,在该项经济复苏计划中,300亿欧元将用于环境友好型能源。根据法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氢能源方面,政府将投资20亿欧元以扩大绿色氢能行业,从而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笔资金将用于协助公司执行与氢能解决方案相关的项目,并推动氢能行业的发展;在节能建筑领域,政府将投资60亿欧元,其中40亿欧元用以资助公共建筑的能源系统升级,从而减少该国的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20亿欧元用于在未来两年法国私人建筑的能源系统升级;在工业节能方面,法国将为工业部门的脱碳拨款12亿欧元,工业排放占法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近20%,此项投资将用于支持工业行业对节能设备的使用和投资;在绿色基础设施方面,法国政府将为国内绿色基础设施和交通项目提供12亿欧元资金,用于开发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交通项目和公共交通服务。4.英国的绿色刺激。英国政府于2020年7月发布了300亿英镑的经济复苏计划,其中30亿英镑专用于气候行动。该计划包括:提供超过20亿英镑的资金支持房主和房东在2020~2021年提高房屋的能源效率,以满足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这笔资金可以提供超过10万个绿色工作机会;为了实现公共部门的脱碳计划——清洁增长战略目标,即到2032年将公共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英国将在2021年向公共部门投资10亿英镑,以资助能源效率和低碳热能升级;向绿色就业挑战基金投资4000万英镑,用于环境慈善机构和公共机构在英国创造和保护5000个工作岗位;提供1亿英镑的新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直接空气捕获技术,这是一种新的清洁技术,可以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支持汽车转型基金,基于之前宣布的高达10亿英镑的开发和嵌入下一代尖端汽车技术的额外资金,政府将拨款1000万英镑用于第一轮创新研发项目,以扩大电池、发动机、电子和燃料电池等最新技术的生产规模。5.美国的绿色刺激。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经先后通过了四轮经济纾困计划,总额超过2.8万亿美元,其中并未涉及绿色领域。但是,美国众多民间智库和专家都在呼吁政府出台绿色刺激政策,如美国智库“数据推动进步”(DataforProgress)的一名高级研究员表示,她参与撰写了一封致美国国会的公开信,呼吁制定一系列绿色刺激措施,为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后的经济复苏“做好准备”,有超过1000名学者、倡导人士和市民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字。此外,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2020年7月9日进行的一场演讲中,阐述了其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四大支柱,其中第二大支柱关注提升经济在长期的韧性,强调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等措施为应对气候危机做好准备。而拜登早在参选之初就曾承诺,一旦当选,上任第一天就会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另外,也将推动美国在2050年前实现“100%清洁能源消费”,并将为2050年的“净零排放”目标设定落实机制。6.中国的绿色刺激。在我国,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我国也已开始深入推进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最受关注的“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中包含着大量的绿色成分:一是“新基建”中的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以及特高压等。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属于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以及目前正在执行相关绿色标准中的项目,属于绿色产业的范畴。二是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可用于产业增质提效,是发展绿色产业不可或缺的要素。绿色“新基建”在实施过程中不仅能为关键行业带来投资机遇,而且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绿色投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课题组,2020)。根据兴业研究宏观团队的估算,2020年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在2.17万亿左右(张文达等,2020)。其中,可以明确归为绿色新基建的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以及特高压三大投资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为1.42万亿,在总投资规模中占比高达65%。若是考虑到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对各产业的增质提效,以及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新基建中绿色成分的占比应该更高。二、刺激政策中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协同纵观各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方案,除了包含大量的“绿色经济”元素外,各国不约而同选择的另一个经济刺激领域即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成为了全球各个经济体疫情后经济刺激方案的两大主要方向。绿色经济代表着人类社会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而数字经济则代表着当前人类社会开启的新一轮技术革新,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相互促进,刺激政策中同时包含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若能发挥协同相应,将能够最大化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一)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G20,2016)。数字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主要为信息产业;产业数字化则主要为国民三大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有效融合,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二)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异同1.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相同点。一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有两项外延含义,既包括其自身的产业化发展,同时也包括传统产业与之相融合。绿色经济方面,其外延含义之一是绿色产业自身的发展,即发展那些对环境影响小或有利于改善环境的产业,如节能环保、污染治理、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在这个层面上,绿色发展、环境保护活动本身可以成为经济利润的一个来源,从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可以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点。绿色经济的另一项外延含义则是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即传统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节能改造或采用新的清洁生产技术等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量、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在这个层面上,绿色经济强调的是经济的绿色化,要求传统经济的增长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与绿色经济类似,数字经济同样包含了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数字产业化是指数字产业自身的发展,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业、通讯业、互联网大数据产业等,这些产业本身可以产出数字化产品或者进行数字技术输出,是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个层面上,新型数字产业的发展可以成为经济利润的一个来源,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产业数字化则是指其他非数字领域的传统产业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从而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发展。在这个层面上,数字经济强调的是整个经济的数字化,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二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均涉及大量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都有助于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在我国科技部发布的八大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有两大领域直接属于绿色产业范畴:新能源及节能技术领域,包括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核能及氢能、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储存技术、高效节能技术;资源与环境技术领域,包括水污染控制技术、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生态环及建设与保护技术、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技术、资源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技术。除了这两大领域之外,其他各项高新技术领域中也有部分涉及绿色经济,如生物与新医药技术领域中的现代农业技术,新材料技术领域中的节能与环保用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制造技术、环境友好型高分子材料的制备技术及高分子材料的循环再利用技术等。可见,绿色经济中涉及众多高新技术领域。而数字经济更是当前时代高新技术创新集中涌现的领域,在科技部发布的八大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排在首位的即为电子信息技术,包括软件、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广播电视技术、新型电子元器件、信息安全技术、智能交通技术,其他如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领域中也涉及大量的数字经济元素,如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系统、高性能、智能化仪器仪表、电力系统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等。每一代的技术革新都将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革新也不例外,它们都将带来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效率的大幅提升。三是经济刺激中的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绿色经济中大部分绿色产业的发展都伴随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新能源产业涉及太阳能(行情000591,诊股)发电站、风力发电站的建设,绿色交通领域涉及大量的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也涉及大量的基于数字技术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数字基站、5G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由此可见,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2.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不同点。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不同点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发展目标和侧重点不同。绿色经济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同时绿色发展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前提,相反绿色发展还可以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动能。而数字经济则代表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目标是通过技术革新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因此,绿色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在于环境友好,而数字经济的侧重点则是在于技术革新。此外,相较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具有更强的外部性,因此也更加需要政府的引导。(三)刺激政策中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协同1.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数字技术可以广泛用于生态环境信息的获取,直接支持生态环保工作。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自然物理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第一时间获取最真实的信息,这将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部分环境污染事件或环境灾害事件我们并不能提前预警,往往只有在发生之后才能发现问题随后采取措施补救,而大部分环境污染事件一旦发生,其恢复过程将异常艰难,甚至多数时候都不可逆转;二是由于外部环境信息获取难度大,导致污染者与受害者及监管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大大降低了污染者的违法成本,使得环境监管体系失效。数字技术可以广泛用于生态环境信息的获取,如数字监控可以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例如森林、礁石和冰川)是如何实时变化的,从而帮助环保人士了解如何保护和恢复环境,同时确保政府和私人公司对其维护自然栖息地的公共承诺承担责任。其次,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这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在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全社会产品和服务生产、销售和消费效率,或通过对人类活动和交流的非物质化来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通过分析每种农作物所需的最佳水量并相应地使用智能灌溉系统,耕种可以变得无限高效;又如当每种资源和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中流动时,数字技术可以全面跟踪、记录和分析这些资源和产品,这将有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其中水和稀土金属等资源会到达需要的地方,而塑料垃圾等废物不会逃逸而污染环境。有研究指出,数字技术在能源、制造业、农业和土地利用、建筑、服务、交通和交通管理等领域的解决方案,已经可以帮助全球碳排放减少15%(TheExponentialRoadmap,2020)。德国信息技术协会、Borderstep研究所和苏黎世大学2020年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数字技术可以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多达20%,在德国,数字技术的使用到2030年可能会减少2900万吨的二氧化碳,约占预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7%。在所有产业领域中,能源部门是应用数字技术后达到减排效用最大的领域之一,因此能源部门的数字化转型也受到了较高关注。数字经济对能源系统的影响体现在供需两端的影响。在需求端,数字技术正在对能源需求产生影响。如人们的消费模式转变为更少的选择拥有所有权而更多的选择按使用付费(城市的汽车按小时出租);又如汽车正在成为具有自我诊断、卫星导航、娱乐系统以及与关键基础设施和交通系统相连以减少城市拥堵的数据平台,而更智能的汽车、更智能的房屋和更智能的电器都将对能源需求产生影响。在供给端,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传统化石能源行业的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将助力可再生能源智能网络的建设,该网络使用数字通信系统实时监控并自动响应本地电力需求,从而使将可再生能源和新存储系统集成到电网中变得更加容易。能源系统的数字化转换(智能电表、能源管理系统、自动化的需求响应或微电网)也可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获得可靠且负担得起的可再生能源,因为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双向通信,意味着可以将分布式能源分配到最需要能源的地区(包括存在供应短缺和电网稳定性问题的区域,或可再生资源仅提供间歇性能源供应的区域)。最后,数字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绿色金融业务中,降低绿色金融业务管理成本,助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化发展。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绿色金融业务中,不仅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在绿色金融业务的审计、统计、考核等方面提高效率,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帮助金融机构优化绿色金融业务和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流程、降低绿色金融业务管理成本,从而提升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动力。从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应用于绿色金融与绿色项目对接平台、绿色信用评价体系、绿色金融信息统计平台的建设等,以帮助绿色融资需求者与金融供给者精准对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湖州市建立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正是数字技术应用于绿色金融平台建设的最佳实践案例之一。湖州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包括“绿贷通”“绿融通”和“绿信通”三部分,其中,“绿贷通”平台按照“对象、条件、金额、利率、期限”等标准化格式,梳理了湖州全市几十家银行的上百款绿色信贷产品,企业也可将绿色项目发布到该平台上,使得融资需求者与资金供给者精准对接;“绿融通”平台汇集了湖州优秀的中小微企业和省内外众多投资机构,通过调配相关资源,挖掘各阶段优质企业和项目,推动优秀项目与资本的对接;“绿信通”则是为建立绿色企业(项目)库而搭建的绿色企业(项目)认定评价服务平台,通过与浙江省大数据管理局、湖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对接,整合了环保行政处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科技创新等数据,实现了认定评价的精准化、自动化、可视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业务的审核、统计和考核中。目前对于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监管部门已经出台了明确的绿色标准,同时为了推动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政策,如在绿色信贷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与考核评价制度,并将考核结果纳入MPA考核和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等。此外,各地方还出台了针对绿色金融业务的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数字技术可以有效提升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对于绿色金融业务认定、审核、统计和考核的效率与准确度,从而避免“漂绿”现象的发生。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尽管可以享受部分优惠政策,但同时也将面临额外的监管风险与绿色项目识别、认定及管理成本,这将极大阻碍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内生动力。如银行在进行绿色贷款投放时,需要由专职人员对绿色企业或项目作出专业评估,得出绿色认定结果,而这一筛查过程需要采集大量的相关信息,而数字技术则可以进行大数据抓取和智能评判,有效降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提升环境风险识别能力、量化评估环境风险和进行智能定价、建立绿色评级数据库和绿色评级模型,从而优化金融机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智能化流程,提升金融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能力。2.绿色经济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绿色经济可以帮助数字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尽管数字经济通过助推能源转型、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改变消费模式,可以有效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但是数字经济自身的碳排放也不可忽视。云计算、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会消耗大量电能,这些电能通常来自燃煤电厂,世界上的数据中心消耗约3%的全球电力供应(超过整个英国),并产生2%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全球航空旅行大致相同。绿色和平组织和华北电力大学的一份报告(2019)发现,中国的数据中心在2018年产生了990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一年约2100万辆汽车的排放。前述德国信息技术协会等的研究显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8%至3.2%是数字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制造和运营所致(如数据中心和电信网络、私人家庭和公司中的设备等),数据中心和通信网络约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5%,硬件和终端设备约占70%。在人工智能领域,训练一个大型的AI模型,可以排放超过284吨的二氧化碳当量,几乎是美国汽车平均生命周期排放量的五倍。而温室气体并不是唯一需要关注的污染类型,电子废物是数据中心活动的副产品,在美国占固体废物的2%和有毒废物的70%。在全球范围内,世界每年产生多达5000万吨的电子垃圾,价值超过625亿美元,超过大多数国家的GDP,这种电子废物中只有20%被回收。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是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生产一美元比特币所需的能源是开采同等价值的铜、金或铂所需能源的两倍以上。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比特币消耗的能源与整个爱尔兰能耗相当(Alorse,2019)。因此,数字经济将为我国的绿色发展产生重要助力,而数字经济自身的绿色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领域,我国应注重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三、总结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带给我们关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反思: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健康,才是从源头预防新型病毒传染病疫情暴发的根本之道。因此,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中纷纷强调“绿色”刺激,我国备受关注的“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绿色成分。对于我国来说,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选择“绿色”刺激意义重大。首先,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而绿色发展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绿色刺激可以有效避免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棕色”反弹;再有,绿色刺激不仅会带来环境效益,也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最后,绿色刺激是我国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自然选择。而关于如何实施“绿色”刺激的具体措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一是更多地支持“绿色经济”活动,同时有条件地救助“棕色经济”活动;二是进行正确的碳定价;三是让融资绿色化。纵观各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方案,除了包含大量的“绿色经济”元素外,各国不约而同选择的另一个经济刺激领域即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成为了全球各个经济体疫情后经济刺激方案的两大主要方向。绿色经济代表着人类社会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数字经济则代表着当前人类社会开启的新一轮技术革新,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一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有两项外延含义,既包括其自身的产业化发展,同时也包括传统产业与之相融合;二是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均涉及大量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都有助于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三是经济刺激中的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都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同时,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相互促进。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首先,数字技术可以广泛用于生态环境信息的获取,直接支持生态环保工作;其次,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这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在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全社会产品和服务生产、销售和消费效率或通过对人类活动和交流的非物质化来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数字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绿色金融业务中,降低绿色金融业务管理成本,助推中国绿色金融的市场化发展。绿色经济也可以帮助数字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因为尽管数字经济通过助推能源转型、提升生产效率以及改变消费模式,可以有效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但是数字经济自身的碳排放也不可忽视。而无论是在绿色经济发展领域还是在数字经济发展领域,我国都已是较为领先的大国,并对这两大领域高度重视,因此,我国在刺激政策中同时包含的绿色经济与数字经济若能发挥协同相应,将能够最大化其对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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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老”业务领跑全球“新外贸” 阿里巴巴国际站第二季度收入增长44%

    最“老”业务领跑全球“新外贸” 阿里巴巴国际站第二季度收入增长44%

        本报记者吴文婧    11月5日晚,阿里巴巴集团公布2021财年第二季度(2020年7月-9月)业绩,1999年创办的阿里第一个业务、全球最大的B2B跨境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国际站(Alibaba.com),继续成为增速最快的业务之一。    财报显示,第二季度,阿里巴巴跨境及全球批发商业(即阿里巴巴国际站)收入为35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同期增长44%,较第一季度43%的增速又有提升。    全球化是阿里巴巴的三大战略之一,阿里巴巴国际站在全球率先搭建完成全链路数字化的出口贸易服务体系,从传统跨境电商转型为“数字化新外贸”模式。国际站调研还显示,90后已经成为“新外贸”的绝对主力。    “老”业务以爆发式增长,引领全球贸易新趋势。据了解,阿里巴巴国际站上半财年(4月-9月)的累计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长110%;而6月至今,国际站已经连续5个月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速均超过100%。    “数字经济将带来中国出口的最大增量。”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张阔表示,未来三年,国际站将帮助全球1000万以上的新增中小企业跨境采购。    正在举行的进博会,向全世界传递出明确的政策信号——中国将推动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培育外贸新动能。    据悉,阿里巴巴国际站已启动“百亿生态投资基金”计划,以加快完善“数字化新外贸”赛道,帮助中小企业开源、提效,货通全球。近期重点拓展国际货运网络,目标是全球行业前三。(编辑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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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速驶入数字化蓝海 重庆银行斩获“年度金融科技进步奖”

    加速驶入数字化蓝海 重庆银行斩获“年度金融科技进步奖”

    2020年10月15~16日,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20中国金融每经峰会”在上海举行,期间,“2020中国金鼎奖”重磅揭晓。其中,重庆银行凭借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优异表现,一举斩获“年度金融科技进步奖”。作为国内金融行业一年一度的全景扫描,金鼎奖评选活动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通过严谨、科学的评选,旨在从银行、保险、信托、财富管理等领域甄选出一批优质标杆企业,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0届。重庆银行不但是全国首家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的内地城商行,也即将成为中国西部首家在“A+H”股上市的城商行,正在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各种历史机遇,拓展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此次从同行中脱颖而出,拿下“年度金融科技进步奖”,不但彰显了重庆银行坚持改革创新、构建金融科技硬实力的进取精神,也成了该行数字化转型远航征程的又一见证。顶层设计:数字化建设升至最高战略层级数字化时代中,业务模式正在历经颠覆性重构的银行用什么来打造护城河?早在五年前,重庆银行就已将上述问题提至战略层面,并清晰地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银行实现边缘突破、决胜未来的重大契机,须“早布局、细耕作、稳推进”,加速驶入数字化时代的蓝海。为赢得先机,重庆银行前瞻性地从顶层设计入手,在组织架构、资源配置、交流合作等方面并驾齐驱,逐步铺开数字化转型的“一盘棋”——2015年,成立专门牵头全行金融科技发展的互联网金融部,引进一批拥有丰富市场或技术经验的高精尖人才;2018年,启动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工作,成立由行领导牵头的工作组,从产品创新研发、金融服务体验、中后台微创新、管理决策创新、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研发落地上百个创新项目,覆盖所有经营管理领域;2020年9月,在大数据智能化建设的基础上,统筹整合全行四个金融科技类工作小组,成立由董事长亲自挂帅的数字化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将数字化建设提升到最高战略层级。车马未动,粮草先行,强化统筹力量和组织保障的同时,重庆银行持续加大对金融科技资金和人才的投入,相关资金投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提升,超过了4%的全国银行平均水平。目前,重庆银行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科技创新工作的人才已超过800人,占全行人员的17%。此外,在一系列监管及行业高级别交流合作中,重庆银行不断强化定位,并从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该行不但是2019金融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排行榜上重庆地区双上榜金融机构,还获得2019年度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金融标准创新先进单位、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单位、人脸识别线下应用试点先进单位等3类共4个奖项,成为重庆地区在所有奖项中获奖、捧回“大满贯”的银行。纵深应用:五大方向构建数字化实施路径数字化浪潮裹挟之下,几乎每家银行都在探索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百舸争流中,谁能更进一步?重庆银行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实际,以数据治理、技术创新、数字风控、数字营销、数字运营五大方向,确定了数字化建设的实施路径,以点带面,走向纵深。数据治理方面,打造出一套包含数据仓库、大数据平台、数据治理管控平台、数据资产管理平台、数据智能分析平台、历史数据查询平台、数据交换及开发服务平台等在内的“新基建”体系,并同步构建涵盖7大领域、36个主题、112个场景的数据应用规划蓝图,建设一站式数据模型实验室,研发多维一体标签画像数据资产应用服务中心,打造全链路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和可视化规范体系。产品创新方面,2016年率先在西部自主研发上线以银税直连为特点的小微线上贷款产品“好企贷”,开创了数字信贷业务量价齐优、质效兼优的新成效,而后又拓展衍生出包含“税信贷”、“优房贷”、“链企贷”等多个子产品组合而成的多元化产品体系,先后获得中国互联网协会颁发的“普惠金融优秀品牌”和“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应用优秀案例”,并入选重庆市智能化金融重点项目。数字风控方面,研发上线“风铃智评”系统,专门为公司业务风控、营销拓展和内控管理提供大数据辅助决策解决方案,使之成为支撑全行经营管理的风控“第二大脑”,荣获“2019年中国电子银行最佳智慧金融平台金榜奖”、“2020年中国电子银行技术创新应用银奖”等多项大奖。同时,率先启动在线赋强公证、在线仲裁、司法区块链等领域的创新,成为西部首家实现金融云法庭远程诉讼的城商行,不良资产处置效力大幅提高。数字营销方面,以数字化手段对线上服务进行模式再造,实现各业务条线客户信息的统一共享,形成“千人千面”式的穿透性精准营销。其研发投入的集业务办理、获客营销、数据整合和协同办公为一体的移动展业平台使其服务半径大幅下沉,打造出“三农”普惠金融服务的新样板。数字运营方面,在数字化全生命周期运营管理体系已轮廓清晰、“平台+生态”的数字化商业模式逐步成型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打造反洗钱创新风控体系、基于5G技术的“巴狮”数字移动银行、辅助提升运营效率的RPA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统一的生物识别运营平台等科技含量十足的应用平台。创造价值: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经营增收、管理提效、风控升级……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稳步推进,正助力重庆银行大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立互联网金融部的2015年末,重庆银行资产规模为3198.08亿元,今年6月末已升至5322.22亿元,在四年半中增长逾2000亿元,增幅达66.42%。同时,重庆银行的经营能力也在大幅提升,营业收入从2015年的85.93亿元增至2019年的117.91亿元,净利润相应也从31.70亿元增至43.21亿元。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错综复杂的不确定性影响,重庆银行仍展示出较强的发展韧劲,前六月实现营业收入65.11亿元、净利润26.2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9.0%、5.3%。仅以金融零售业务为例,疫情防控之下,重庆银行“零接触”服务提速,在“风险分级、客户分层、渠道分流”数字化运营模式下,可做到最快15分钟内审批放款。今年上半年,该行为3341户小微企业发放自主研发线上贷款24亿元,累计投放112亿元,服务小微企业2万户。截至目前,其线上渠道客户数量超过230万,在线交易量超过4100亿元,高频业务线上替代率超过90%。难能可贵的是,重庆银行线上业务市场表现稳健,“好企贷”不良率一直低于传统线下小微业务。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0.03个百分点至1.24%,拨备覆盖率较年初上升22.34个百分点至302.17%。“乘着金融科技的东风,我们将加速驶入数字化时代的蓝海。”重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行将继续借助数字化力量,充分破解难点,疏导堵点,全面“武装”经营管理与业务发展,构建起一套能够敏捷精准的聚焦、响应和服务客户的数字化全生命周期运营管理体系。文/金浩全球新型肺炎疫情实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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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为丁耘:什么是最成功的5G?中国5G要从规模最大走向最成功

    华为丁耘:什么是最成功的5G?中国5G要从规模最大走向最成功

    蓝鲸TMT频道10月14日讯,2020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今日开幕,在ICT领袖论坛上,华为运营商BG总裁、常务董事丁耘发表了题为《共同打造最成功的5G》的主题演讲。丁耘在演讲中表示,目前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截止到当前全国已经建设60万座5G基站,5G用户已经超过1.5亿。但是与韩国、瑞士等5G部署较早的国家相比,中国的5G事业若要取得更大成功,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中国5G下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要从用户体验和商业闭环角度去打造最成功的5G。什么是最成功的5G?对运营商而言,打造最成功的5G,对运营商而言,在个人业务领域目标是实现商业闭环;在行业领域,则是面向新蓝海,孵化新能力,打造新的增长引擎。具体来说:面向个人业务,运营商需要提供差异化的极致体验,升级消费互联网,让用户真正被5G业务吸引,促进人口红利叠加数据红利,实现商业闭环。面向千行百业,则需要深入行业蓝海,孵化新能力底座、重构面向行业的运营平台和服务流程,把5G的行业业务打造成运营商新的增长引擎,真正助力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而言,打造最成功的5G,对产业而言,站在更高的社会价值角度来看,打造最成功的5G,是要加速产业与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为数字经济夯实新型ICT底座,使能新基建。运营商如何打造最成功的5G?打造最成功的5G,从个人业务上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实现商业闭环:一方面是开源,即通过创新的差异化应用来加速释放流量的红利;另外一方面则要节流,要从整体的角度对运营商的TCO进行优化;第三,要站在明天看现在,面向5G即将带来的账单风暴等潜在问题,及早升级目前的运营平台,提升数字化水平,提升运营的效率,具体来说:首先,要做好5G用户迁移。5G网络部署的初期,用户体验存在差距,不可避免地存在"假、哑、差"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大数据平台和网络优化工具实现栅格级精度的问题区域识别,并基于专家经验库进行智能化体验问题定位,最大程度的改善5G用户的体验问题。当前中国的5G用户已经过亿,然而,但有很多用户买了5G套餐,但使用的却并不是5G手机;另一方面,有5G手机的用户所在的区域可能没有5G的覆盖,整体来看,"机"、"网"、"套"匹配度仍然不高。对此,运营商需要整合拉通来自计费,运营以及终端侧的数据进行深入洞察和精准营销,快速提升加速"机"、"网"、"套"的高度匹配程度。第二,通过差异化的极致体验,让5G网络真正用起来。当有了足够多的5G用户之后,接下来的关键是要让业务真正的发生在5G网络之上,充分释放5G网络的流量红利。能够给用户带来差异化极致体验的应用包括视频、高清和交互,4K、8K、VR、AR、XR、自由视角、云游戏、全息等。第三,通过网络提效和运营升级,最大化5G网络的价值。相比4G、5G的系统容量增长了增长数十倍,与之伴随的功耗增加对部分站点的供电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运营商需要通过综合的解决方案,在不影响整网性能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的降低整个网络的总拥有成本,提升整网的效率,最大化发挥5G网络的价值。比如,通过华为站点级的综合解决方案,实现5G站点的极简部署,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站点、市电、线缆等周边设施改造成本,结合智能运维方案,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成本,帮助客户实现5GTCO的"三免三省"。通过华为网络级的综合节能解决方案(PowerStar),采用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结合多维度的站点级节能方案,在保障KPI稳定的前提下,运营商可实现5G多频网络协同调度节能,可以实现为5G网络运行的提供深度节能。要打造最成功的5G,除了做好联接以外,还需要关注计算。5G先行运营商的数据表明:5G带来了超过5倍的话单增长,5G新业务对计算和存储等IT资源的需求超越了摩尔定律。站在明天看今天,需要有意识的提前布局和升级目前的运营系统,才可能应对好即将到来的算力风暴。因此,运营商需要构筑新的数字底座,其特点是通用计算和高性能计算,通过高性能闪存和分布式低成本存储等IT资源进行异构部署,根据业务需求匹配不同的IT资源,实现不同IT能力的高效协同。而部署这样的系统,一定是基于一套融合各种能力的综合解决方案,如华为的FusionDC、预制一体化小型数据中心等,可以帮助运营商快速升级运营系统,解决运营IT能力现存缺口的的问题。要打造最成功的5G,面向千行百业,运营商首先要对行业有深入认识,不同行业对5G的具体求是不同的。因此,发展5G行业应用,首先需要明确能力边界,夯实服务千行百业的能力底座,落地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积极推动生态建设,特别是应用生态的发展,具体来说:第一、不同行业不同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不同的能力边界。从5G应用行业产业链全局来看,运营商可以提供网络服务,如果有云的能力,还可以选择5G+云的服务模式、在某些项目中,还可以做SI行业系统集成,承担行业解决方案集成商的角色。第二、要构筑好端到端的5G行业应用解决方案能力和服务流程。孵化5G行业应用的网络能力,如上行大带宽、稳定的时延,端到端的切片能力,更重要的是SLA服务保障,建设。构筑5G面向行业的运营能力,基于面向5G行业应用,封装规建维优的能力,构筑面向行业的5G敏捷运营能力,包括C+、N+、企业自运营等能力,为行业解决方案提供专业的运营服务,打通销售、建设、维护的业务断点,优化流程与组织。第三、合理的商业模式可以加速5G行业应用的规模商用发展。运营商在积极的探索5G使能千行百业的商业模式中已经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比如中国移动推出的5G专网和BAF两种商业模式就是很有价值的尝试。随着运营商对5G行业应用的建设从联接扩展到联接+计算,再到SLA的切片,其相应的商业模式也会逐渐从直销模式,逐渐过渡到主动集成与被集成相结合的价值分成模式。最终,5G行业应用的商业模式会随着运营商角色的选择向多路径、可闭环、多赢的方向发展。第四、统一标准,发展生态。5G行业应用发展不仅仅是运营商的事情,更需要全产业链"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将电信行业与其他行业相融合,形成行业标准,这样才能加速5G行业应用的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市场上已出现有364款5G商用终端设备。除了完善硬件生态,软件应用生态更需要全社会、全行业的共同参与,携手共创5G行业应用的生态繁荣生态。“我们不仅仅能够把中国的5G建成规模最大的5G,而且要把中国的5G打造成最成功的5G,5G事业必然迎来一个美好的十年!”丁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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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引持股5%以上战投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可引持股5%以上战投

    市场高度关注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轮廓逐渐清晰。10月12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吹风会上介绍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在此次吹风会上,围绕国企央企混改、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国有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有关负责人释放了一系列重要信号。比如,翁杰明披露,将鼓励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引进持股占5%甚至5%以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参与治理。“至于非上市公司,相应的股比还可以再大一些。”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杨靖制图支持国企民企兼并重组记者注意到,对于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关内容,在此次政策吹风会上有关方面释放了大量“干货”。翁杰明在回答记者的有关提问时介绍,将结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为工作底线,以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为具体路径,按照“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引进持股占5%甚至5%以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参与治理,至于非上市公司,相应的股比还可以再大一些。此前,一位国企改革资深专家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从目前混改顶层设计和政策导向看,强调的是“引战”(引入战略投资者),明确的是要引进战略投资,而不是财务投资,并提出了“引战、改制、激活、提效”的混改链条。翁杰明表示,国资委支持和鼓励国有企业集团对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希望混改的企业在劳动人事分配机制方面率先突破,真正形成富有活力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我们从来没有在国企和民企的兼并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方面设置界限。我们理所当然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兼并重组,我们也同样支持中央企业和中央企业之间兼并重组,支持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翁杰明强调,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要兼并重组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能够避免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能够比较好地适度提升产业的集中度,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资委都会作相应支持。推进央企加大科技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将国资国企创新力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9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也明确,国企要以创新为突破口,进行大胆充分的激励,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引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有更大作为。未来三年,国资监管部门在上述方面将有哪些具体政策举措?对此,翁杰明在吹风会上介绍,国资委将积极履行出资人职责,制定完善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力支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比如,在工资总额方面,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团队的工资允许实行单列管理。再比如,在中长期激励方面,进一步加大科技型企业的股权和分红权激励力度,对于攻关团队的个人持股比例、股权激励范围、收益分红比例等给予特殊支持。同时,鼓励中央企业灵活运用政策,通过推动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推动实施创新业务的员工跟投计划,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为分红激励等方式,进一步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彭华岗介绍,下一步,将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进一步健全研发投入效益加回机制,也就是把研发投入的资金在考核当中加到效益里来,进一步提升科技指标权重,加大科技奖励在考核当中的加分力度,推动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力争到2022年,中央企业重点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5%以上。同时,进一步完善协同创新体系、持续完善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而在国企央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的具体部署上,彭华岗表示,要着力落实“工业强基工程”,加大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基础装备投入,着力构建以国有骨干企业为核心,其他所有制企业为上下游、共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和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引领带动产业发展水平整体提升,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完整的产业链。全球新型肺炎疫情实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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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年前8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1.8万亿元

    今年前8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超1.8万亿元

    前八月新增减税降费超一点八万亿元,利好企业——“包袱”轻了钱袋鼓了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1877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景气调查问卷显示,89.4%的重点税源企业预计四季度生产经营形势为“平稳”或“好转”,较三季度预测提高4.7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一项项为企业减负的税费优惠政策接连出台,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减税降费加力升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18年国家推出了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措施,2019年又提出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深化增值税改革成为减轻企业负担“重头戏”。税收成本的降低,激发了创新创业活力,也有助于推进转型升级。“十三五”时期,国家多次优化调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鼓励创新政策,2017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并于2018年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享受主体扩大至所有企业。“2016年以来,公司享受西部大开发所得税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费优惠近2000万元。”宝辉科技(龙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汉海说,5年来,税收政策优惠不仅为公司积累资金、增强发展信心,还对促进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前4年,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累计达84.3万户次,累计申报研发投入5.2万亿元,共计减免企业所得税8730余亿元。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企业税费“包袱”轻了,企业钱袋子鼓了,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政策效应正逐步显现。税制改革落地有声,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2016年5月1日零点,温州商人陈生在北京民族饭店开具了中国餐饮住宿业首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天,征收了66年的营业税告别中国税收舞台。“十三五”期间,一个税制合理、税负稳定、结构优化、管理规范的中国现代税制体系初步建成,各项税制改革落地有声,税收调节作用不断显现。——税收法定进程加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落实税收法定”作为财税改革的目标之一。至今年9月中旬,我国现行18个税种中,立法税种已达11个,而在2012年仅为3个。——增值税改革通过降税率、扩范围、调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治理。2016年5月1日,我国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5年间,增值税改革不断深化:增值税税率“四档并三档”,降低增值税税率、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完善留抵税额退税制度等,一个更加公正、简明、高效的增值税制度逐渐成形。——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跨出实质性步伐。2018年10月1日,个人所得税第一步改革实施,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5000元/月,并适用新税率表;2019年1月1日,个人所得税第二步改革实施,增加6项专项附加扣除,实现了税制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全面实施。2020年,开展个税改革后首次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认为,税制改革正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基础、建框架,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发挥更大作用。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十三五”期间,税务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办税缴费便利化举措,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资料更薄、流程更简,持续“放”出新活力。“十三五”期间,国家税务总局下放审批权限,持续推行纳税人“承诺制”“容缺办理”和纳税申报“提醒纠错制”,推行清税证明免办服务、优化税务注销即办服务等措施,办税时间不断缩短、效率持续提升。——由“粗放”向“集成”转变,“管”的方式不断优化。依托强大的税收信息体系,税务部门为申报表“瘦身”,让纳税人省心。在重庆,企业所得税申报时间由户均40分钟压缩到10分钟以内。——提效又提质,“服”的水平日益提升。“十三五”时期,税务部门连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一年一个主题,从提速到规范,再到改革与合并,纳税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税务部门大力推行网上办税、就近办税,并发布“全程网上办”“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已对197个税费事项实现了网上办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认为,“十三五”期间,税务部门“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税收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不断提升,获得感不断增强。(记者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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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四五财税改革将步入优化区 新业态税收优惠更有看头

    十四五财税改革将步入优化区 新业态税收优惠更有看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专家建议,“十四五”时期,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发挥好逆周期调节作用,要将减税降费政策与财税改革结合起来,重视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优惠,完善有利于创新的税费制度体系。回顾“十三五”规划纲要,其中提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围绕解决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财税制度。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十三五”时期是财税改革的重要和关键时期。新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是“十三五”财税改革的标志性事件,重新确立了政府预算的法律基础和地位,明确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通过预算、税制、央地财权划分等一系列改革和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合法化等重大政策措施,实现了政府预算更完整、宏观调控更有力、创新发展更有效,为我国经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十三五”减税降费规模将超7.78万亿元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始终贯穿“十三五”时期。目前,我国已出台了外交、应急救援、自然资源、公共文化、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全面完成了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并完善了增值税制度,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税率由四档减至三档,降低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初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税收立法工作,18个税种中已有资源税、环境保护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11个完成立法。伴随着财税体制改革,“十三五”时期,我国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记者根据财政部数据统计,2016年-2020年上半年累计实现实际减税降费6.78万亿元。整个“十三五”期间,实际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7.78万亿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实施了包括减税降费在内的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实践证明,减税降费政策,不仅在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经营、增加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显示出了显著的宏观效应,成为助力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因素。除了减税降费外,“十三五”期间,专项债发行量逐年扩张。从2016年至2020年,专项债新增限额分别为4000亿元、8000亿元、13500亿元、21500亿元、37500亿元。张依群表示,专项债的大规模发行及使用对稳投资、稳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继续加力提效展望“十四五”,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崔志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财政政策的方向是落实财税体制改革,强化绩效管理,借助预算管理一体化,引导资源配置。通过综合财务报告的公开和审计,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视事前科学决策机制,优化政府信用的评价机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划分明晰的基础上,地方的财源建设要与其事权相匹配。财税资源分配上除优化税种分配、共享税比例分配之外,还要重视对新经济、新业态的税收优惠。“‘十四五’时期,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发挥好逆周期调节作用,财税改革将继续在预算管理、税收制度、央地财政关系三大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张依群表示,将政府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编制的重要原则,突出预算绩效改革,在推进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的同时,合理优化政府预算支出结构,提高政府运转效能;税制改革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加快税收立法进程,特别是在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改革方面步伐会进一步加快,结合连续出台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推进费改税和税费规范优化,合理减轻企业和城乡居民负担,大力鼓励技术研发和创新创业,充分调动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将进一步理顺和细化,中央与地方、地方以下各级政府责权利将更加统一,中央对地方的经济责任和转移支付将更加合理规范。陈龙表示,“十四五”期间,财税政策的方向和任务是进一步提升财政治理能力,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尽快形成,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动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财政制度,尤其是要考虑税制结构的调整,将减税降费政策与税制改革结合起来,完善有利于创新的税费制度体系。同时,提升财政统筹公共经济资源的能力,在增强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上,优化支出政策,充分发挥财政在支持国家战略和维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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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瞻未来 新一轮创业热点在哪

    前瞻未来 新一轮创业热点在哪

    历时4个月,4轮选拔,82个国家和地区,2026个创业项目,100支获奖团队。日前,首届HICOOL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收官。在与企业交流过程中,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这场诞生于疫情期间的赛事,俨然如一道为初创企业设下的开放式论文,引导创业者重新体察需求、审视价值并前瞻未来世界。而北京凭借地缘优势,早已成为创业企业落地生根的天然沃土。对这座城市的初创企业而言,赛事本身更像一段新出炉的创业史手册,复盘过去也指向未来。六大产业角逐要从202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这意味着,以疫情为注脚,在这场半命题角逐里,入围前百名的概率不足5%,而想要拔得头筹的几率也仅为0.2%。据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参赛项目共涵盖六大产业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金融科技相关的项目达525个,占比超1/4,也是争夺最激烈的“网红”赛道;大健康赛道的医药健康类项目373个。在获奖的“明星”项目中,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是吸引项目数量最多的热门领域。在生物医药领域,更有不少项目与疫苗研发、测试、医药服务等战“疫”技术与服务相关。需求催生创造,价值则是贯穿始终的量标。由哈佛大学博士张旭牵头的新冠肺炎特效药项目成为大赛一等奖的5名获得者之一。据了解,该项目致力于用单细胞基因组学技术开发创新型药物,治疗新冠肺炎。截至目前,团队已与北京佑安医院合作推进国内I期临床试验相关工作,月底即将启动,而其境外临床试验已在澳洲启动,有望成为世界领先的抗新冠病毒特效药。前述获奖项目外,峰会期间,展区进驻了大量科技企业,涉及领域涵盖消杀、诊疗等诸多领域。“其实这一次来,我们是想打破大家对于紫外线消毒的认知误区。”至善时代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崔少博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疫情之下,公众越来越认识到环境消杀的重要性,而产品也正是在这样的需求里产生的。”崔少博说。据了解,该公司自研自产的至善I号智能紫外消杀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从研发到生产历时半年多,目前已在地铁4号线及大兴机场等公共场所完成试运行。“这款机器人的亮点是通过全光谱UVC紫外芯片,在不产生其他污染物的情况下,实现秒级消杀,成功率超99%。与化学试剂消毒相比,达到无残留、无异味的效果。”崔少博表示,目前消杀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重点聚焦针对企业端,后续还将聚焦家庭消杀需要,研发生产消毒机器人,除了完成对于地面的清洁杀菌外,通过新风系统减少室内细菌,进而净化空气环境。解锁京城创业密码“原乡映客(港股03700)乡村计划”是此次优胜奖获奖项目之一。据项目代表李婧介绍,疫情之下,项目顺应了民众关于健康生活的诉求。拥有15年文旅行业经验以及8年电影制作经验的创始团队,基于当前乡村振兴和发展乡村文旅产业的政策风口,计划打造乡村全场景直播平台,通过线上、线下,介绍乡村文化生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乡村风物,并面向网民直播带货。“目前,我们考虑在顺义区后沙峪镇打造一个样板村落,希望能在未来3-5年内发展万村计划。”据介绍,面对“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等难题,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扭转其颓势的新路径。“作为文创产业,我们还可以申请税收、房租减免等优惠。但鉴于目前项目还没落地,具体优惠细则会根据不同区因地制宜。”投资支持外,前述获奖项目将获得办公空间、企业注册、孵化培训、产业对接以及在京落户、就学求医等诸多服务。例如,北京海高大厦将根据项目获奖类别,免费在三年内提供不超过3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各首都国际人才社区、中关村(行情000931,诊股)国际孵化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北航海创园等将为大赛获奖项目提供办公空间的租金减免支持。“截至目前,我们公司服务了4.6亿消费者,合作了600万的商户,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我们团队做了很多努力,但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在北京。”美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王兴表示,“创业需要钱,北京是中国风险投资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好的创业团队,也可以最方便地找到资金。”即便在疫情期间,北京政策环境仍滋养了数以万计的商业机遇。截至目前,首都之窗累计汇集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中小企业政策、民营企业政策文件达93条、114条和137条,包含诸多房租减免、减税降费等政策红利。例如,今年2月发布的《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房屋的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等各类载体,优先予以政策扶持等;4月28日,《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正式落地实施,将压缩企业开办手续办理时间至1个工作日、推行政务服务告知承诺制,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和比重等条款纳入法律轨道。据北京市税务局日前披露,上半年北京新注册企业达7.04万户,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有2.45万户,占比接近35%,远超居第二位的批发和零售业1.38万户新增规模。分区域看,新增企业最多的依次是朝阳区、海淀区和通州区,数量依次为1.34万户、1.03万户和0.71万户。ToB新蓝海“从全球版图来看,已经呈现出中美各占半壁江山的状态,作为投资人引以为豪。再往下走,我们认为新机遇还是有的,但没有以前那么大了。理由很简单,人口红利最旺盛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在此次峰会上,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指出,当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增长范式的拐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将来自科技带来B端(企业端)的效率提升和供给侧创新。李开复指出,随着技术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工作与社会的形态交互影响、经营压力导致企业产生全面的提效需求以及新基建、硬科技等相关政策利好的释放,ToB创业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随着云计算市场需求日趋旺盛,据统计,2019年中国云计算市场增长率达38%。据IDC发布的2020年中国云计算市场预测,到2021年,中国90%以上的企业将依赖于本地/专属私有云、多个公有云和遗留平台的组合;2025年,50%的中国企业IT基础设施支出将分配给公有云,25%的企业IT应用将运行在公有云服务上。今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两新一重”建设投资已是带动国民经济快速恢复的翘板项目。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领域。在采访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曾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上半年因疫情影响,卫生、教育等建设项目较多。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新基建和公共服务类项目建设有望迎来小高峰。不过李开复坦言,国内ToB企业立身仍需警惕三方面问题:国内中小企业相对分散,仍需要培养购买软件的付费意识,而不能仅期待通过后期增值服务获得盈利;技术缺乏进入中小企业的成型渠道体系;同时,想要进入中大型企业,其服务缺乏领先性,难以满足需求。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刘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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